疫病，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包括因病毒、细菌、寄生虫和其他微生物引起的多种疾病。而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疫病则称为瘟疫。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综合中国各朝代官方和民间的防治瘟疫的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三千年防治瘟疫的历程是一部活生生的正邪相争的历史，每一次病魔的攻击都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创伤，人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战胜病魔，生存下来，可是时过不久病魔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人类再一次面临另一场正邪之战。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中国古代医家治疗瘟疫的故事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很多次瘟疫，在中国古代，瘟疫过后，人们通常会把有效的方剂刻在石头上，或编成小故事，希望它永远流传下去，如果后代再遇到类似疾病，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解除病痛。01
李东垣治疫故事
相传，在李东垣刚刚到济源的那年春天，一场瘟疫席卷了北方大地。那年的春天，热得稍微早了点，气候干燥，到阴历四月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症状类似的病人。吴又可治疫故事
崇祯十七年（年）春，吴江瘟疫大流行，患者口中不时喷血，后不久毙命。吴江城在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人死亡，甚至一条巷内居民均得此病而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这场瘟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是时医者以外感病治法或伤寒治法，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恶化，枉死颇多，弄得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吴又可亲历疫情，有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众多一手资料，再借鉴前人对瘟疫的研究，自己潜心钻研，对瘟疫进行细致观察，推究病源，经过反复试验和临床治疗，总结出了一套新的疫情防范和救治办法。吴又可认为这种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空气中存在的一种“疬气”感人所至，与伤寒绝不相同，进而创立”温疫“学说。他的“疬气”致病之说，在古今中外医学界都是一大创举，得到后世广泛认可。他首先肯定了疫病传播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从而否定了疫病是由“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充实了我国温病学说的内容。吴氏还认为疫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腑脏，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半表半里，既《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都使得古代对瘟疫病因和传染途径有了较大的认识，较之前有较大突破，并且参考古今医案，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救治办法，于年写成《瘟疫论》一书，领先西方直到近代才发现的疫病学说二百年。吴又可给出的治疗原则为：切不可认为用麻黄、桂枝等辛温之药强行发汗。指出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解。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达原饮方由槟榔、厚朴、草果、知母、白芍、黄苓、甘草七味药组成。刘松峰言其“为治瘟疫之仙方”，龚络林亦称其为“真千古治疫妙剂”。《瘟疫论》中诸多方法都为后世的诸多疫病防治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年，非典肆虐全球，世界各国对此顽虐之病都束手无策，最后还是借助于三百多年前问世的神奇药方——达原饮，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谓功不可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来源:朱翠玲医生
古人治疗疫病的方子——人参败毒散明末清初的一位名医叫喻嘉言，写过一本书叫《寓意草》，他记载说，在嘉靖年间，曾经有一次，在江南淮北，很多地方流行温热病，就是瘟疫。流行到什么程度呢？整个沿着门传去，大家得的病都很相似。这一传染过去，整条街都得病，所以患病人数特别多。那么怎么用的呢？就用《人参败毒散》参药量增加了一倍，结果“服者见效”，就是吃的人效果都非常好，“无全无过失”，就是基本上没有失手的。
到了万历年间，又瘟疫流行了，时疫盛行。用《人参败毒散》，把表邪散掉，就是刚一得病就服这个方子的，“无不全活”，
崇祯年间，瘟疫盛行。沿街得病，结果他发现，人参败毒散治疗瘟疫的方子，喻嘉言用这个方子来治疗痢疾，这种邪毒内陷，往下泻，结果创造了中医“逆流挽舟”治疗痢疾的方法，
《人参败毒散》对普通感冒，只要您觉得受寒了，体内湿气有点重，舌苔有点厚，舌质颜色不是鲜红的，此方可驱风散邪，扶正气，把邪气顶出去。如果有点热症在里面，这个方子可以加减，可以加黄芩，双花，再加点清热。效果见效。
人参败毒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二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柴胡（去苗）甘草（烂）桔梗人参（去芦）川芎茯苓（去皮）枳壳（去瓤，麸炒）前胡（去苗，洗）羌活（去苗）独活（去苗）各克上药十味，研为粗末。每服6克，用水毫升，入生姜、薄荷各少许，同煎至毫升，去滓，不拘时候，寒多则热服，热多则温服。
??《寓意草》：伤寒病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其辨不可不明。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
??《医方集解》：此足太阳、少阳、手太阴药也。羌活入太阳而理游风，独活入少阴而理伏风，兼能去湿除痛，柴胡散热升清，协川芎和血平肝，以治头痛目昏，前胡、枳壳降气行痰，协桔梗、茯苓以泄肺热而除湿消肿，甘草和里而发表，人参辅正以匡邪，疏导经络，表散邪滞，故曰败毒。
??《张氏医通》：问时疫初起，用人参败毒，得毋助邪为虐之患乎，又何以治非时寒疫，汗后热不止？盖时疫之发，必入伤中土，土主百骸，无分经络，毒气流行，随虚辄陷，最难叵测。亟乘邪气未陷时，尽力峻攻，庶克有济。其立方之妙，全在人参一味，力致开合，始则鼓舞羌、独、柴、前，各走其经，而与热毒分解之门；继而调御津精血气，各守其乡，以断邪气复入之路，以非时之邪，混厕经中，屡行疏表不应，邪伏幽隐不出，非藉人参之大力，不能载之外泄也。
??《温病条辨》：此证乃内伤水谷之酿湿，外受时令之风湿，中气本自不足之人，又气为湿伤，内外俱急，立方之法，以人参为君，坐镇中州；为督战之帅，以二活、二胡合芎?，从半表半里之际领邪外出，喻氏所谓逆流挽舟者此也，以枳壳宣中焦之气，茯苓渗中焦之湿，以桔梗开肺与大肠之痹，甘草和合诸药，乃陷者举之之法，不治痢而治致痢之源。痢之初起，憎寒壮热者，非此不可也。
??《成方便读》：方中必先以人参补正却邪。羌活走表，以散游邪，独活行里，以宣伏邪，柴胡、桔梗散热升清，枳壳、前胡消痰降气，川芎芳香以行血中之气，茯苓淡渗以利气中之湿，甘草协和各药，使之不争，生姜辟秽祛邪，令其无滞。于是各建其长，以收全功，皆赖人参之大力，驾驭其间耳。至于治痢用此者，此喻氏逆流挽舟之法，以邪从表而陷里，仍使里而出表也。
《寓意草》：嘉靖己末，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在处患时行瘟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全无过失。万历戊子己丑年，时疫盛行，凡服本方发表者，无不全活。
讲到瘟疫，不可避免要提到一本书：《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的第一条，把《黄帝内经·六元正纪大论》中关于温病多发季节的内容归纳了一下，曰：
“辰戌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巳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
如果您看得还有些费力，我可以画个表格：
从图中可以看出，每年都有温病多发季节，只不过是程度深浅、范围有大小而已。这是天地决定的。
中国防疫不完全简史综合整理自：博物馆丨看展览《防疫极简史》，忆墨轩《简说中国瘟疫史》，中国国家历史《一场持久战：人类与肺炎的斗争史》，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江汉论坛），黄磊、李中杰、王福生、高福《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展望》（中华全科医学），梁永宣《从中医古籍看我国人痘接种术的发展》（中国医药报），杨维中《中国传染病防治70年成效显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疾病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任何时代，瘟疫的流行都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影响。而卫生防疫，则是人类与各种细菌、病毒做斗争的重要手段。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无论病魔是多么的险恶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战最后总是人类可以躲过毁灭性的灾难，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从古至今，中国是用哪些方法实现预防和治疗瘟疫的呢？初步形成保持卫生和防疫概念
根据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来看，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洗手、洗脚等卫生习惯，有利于防止疾病传播。《礼记·内则》中记载：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
说明当时已经有早上起床之后把室内打扫一遍的习惯。《诗经·唐风·山有枢》中，晋国人讽刺晋昭公：“子有廷内，弗洒弗扫”。看来当时，室内卫生做不好是要受到鄙视的。中国古代的防疫思想是很丰富的，除了大搞卫生预防疫病以外，先秦的人们还在努力思考：疫病是怎么产生，又是怎么传播的？虽然当时没有细菌、病毒等生物学概念，但人们已经察觉到，疫病的发生与季节有一定关系。疫情一般是在大旱灾、水灾、虫灾之后发生，或在季节失调时发生，或在战争之后发生。《周礼·天官·疾医》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晋书·食货志》记载：至于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白骨蔽野。
《宋史·五行志》记载：建炎元年，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播。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上，已经出现了对麻风病隔离院的记载：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
意思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服刑还没有结束，现在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再处理。这里的“疠所”就是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西汉元始二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关于设立医院的记载。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染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东汉延熹五年，名将皇甫规率领军队征讨陇右地区，军中不幸发生疫病，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这里的“庵庐”指的就是军队医院。名医辈出，推动医学理论发展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们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便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防治瘟疫，同时也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东汉名医张仲景，其宗族原来有二百多口人，由于疫病流行，不到十年，族中只剩六七十口人了。张仲景因此立志行医，确立了中医的许多治则治法。他撰写《伤寒杂病论》，其中记载的三承气汤、竹叶石膏汤等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辨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为今后疫病的治疗打下了基础。魏晋隋唐时期，也出现了几位在疫病治疗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医家。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症状、治法都有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沙虱病病原体、感染途径、发病地域、临床特征等的准确记载，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沙虱病观察记录。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自有山涧浴毕，当以布拭身数遍，以故帛拭之一度，乃敷粉之也。
——《肘后备急方·治卒中沙虱毒方第六十六》隋代医家巢元方主持编纂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第一部专论疾病病因和证候的著作。书中认为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是“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提出疫病的预防“须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书中记载的“蛊毒”，很多学者认为就是现在的血吸虫病。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孙氏还主张，要注意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随地吐痰：要常习不唾地
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烂的食物不要吃：勿食生菜、生米、陈臭物
吃完饭要漱口：食毕当漱口数过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食毕当行步踌躇
宋元时期，对各种疫病的理论和实际防治经验都有了很大提升，格外重视疫病的预防和治疗。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在南宋，军队中配置防疫药品已经成为制度。人工免疫、控制鼠疫成功经验技术
向世界输出
明代防疫史上值得记述的一笔，是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人痘接种术预防的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天花。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天花的传染性很强，病情重，病死率较高。但患过天花后的存活者，则会拥有终生免疫力。人痘接种法，就是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接种法也被称为“旱苗法”，是当时人痘接种术的主要方法。但是人痘接种法应用的初期，种痘术还不够成熟，医生对这种预防法的掌握也不够熟练，种痘失败率较高，甚至种痘不成，反而危及健康人的生命。陈评事生一子，颇钟爱……其受用过分，未几，种痘夭。
——（明）郭钰辑《金陵琐事剩录》到了明末清初，人痘接种术已经有所改进，成功率提高，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推行。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多处盛行。
——（清）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人痘接种法，不久就传到了国外，近到朝鲜、日本，远到欧洲诸国。公元年（清乾隆九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长崎，把种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公元年（清乾隆十七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于是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发生在上世纪年10月至年4月的东北庚戌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数达多人。时年31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带人奔赴疫区，对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肺鼠疫。他依据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防疫理念和办法，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便成功扑灭鼠疫疫情。这一场抗击鼠疫的行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大规模传染病控制行动。至今，在控制未知传染病时，伍连德的方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介绍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经验，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举行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参加会议的有英美等11国的代表，共33人，伍连德任中方首席代表。会议宗旨为研讨微生物学及传染病学理论。为了介绍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经验召开的举行了“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新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和国家致力于建立高效的医疗卫生体系，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布局，并把消灭传染病当成重大战役。*和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消灭传染病运动。确定防治原则，开展群众运动，建立医疗体系，推广免疫规划。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努力，过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绝大多数传染病大幅下降后多年稳定在极低水平。——先后消灭了天花、消除了致盲性沙眼、丝虫病和新生儿破伤风；——曾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已极其少见；——已经保持19年没有脊灰；——提前实现了WHO提出的乙肝阶段性控制目标；——大多数流行地区的血吸虫病被消除或者传播控制；——疟疾实现了全国无本地感染病例；——已13年没有了白喉；——麻疹、流脑、乙脑、钩端螺旋体病、狂犬病、甲肝、痢疾、伤寒发病降到了70年来最低水平；——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4.9%；——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结核病控制指标在我国提前实现；——成功应对了SARS、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新布尼亚病毒病以及各种新型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尤其是迅速控制了基孔肯雅热、甲流、登革热、脊灰野病毒等输入后本地传播的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就突飞猛进，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作为中国人，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手段，这就是中医中药。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征服传染病的道路上，中医药也显示了特殊的功效。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6日，23位新冠肺炎患者经过医院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治愈出院。结语
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因此，一种乐观的论调认为，无论如何，传染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然而，近年来相继出现的艾滋病、SARS乃至现在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用冷冰冰的事实告诉人类：人类在发展，病毒也在不断变异。距离解决传染病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幸运的是，纵然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止境，仍有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勇敢的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为制服病魔贡献着自己的心血、智慧和力量。在此，向每一位逆向而行、用身体为我们构筑起安全屏障的英雄致敬！本订阅号免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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